在“择中而居”的总体建筑布局下，对于会馆的宏观环境，山陕会馆遵循中国传统建筑历来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充分利用自然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景观，讲求“人我一体”“天地入我庐”的原则。在建筑设计上，突出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讲究会馆建筑遵循“道法自然”的客观规律，在会馆环境选择、环境美化上，处处追求“妙合自然”的审美效果。

空间布局依山傍水，得日月山川之气象

在“择中而居”的总体建筑布局下，对于会馆的宏观环境，山陕会馆遵循中国传统建筑历来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充分利用自然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景观，讲求“人我一体”“天地入我庐”的原则。中国道家认为，人与自然处于相同的宇宙气场之中，因此，天人相通，天道即是人道，人道亦是天道。天道会影响人事，人事会践行天道。因而，天人合一，万事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就是“道法自然”。

(资料图片)

明清山陕会馆在会馆选址上，俯察地理，善择其址，很注重自然环境因素。因为选址一方面决定山陕会馆的小环境，另一方面也会对会馆的布局和空间结构产生影响。这是中国传统建筑思想对山陕商人的熏陶和山陕商人文化自觉的表现。

中国传统建筑思想历来主张“善择其址”，认为自然环境优劣会影响建筑物中人的活动。明清的山陕会馆在会馆地址的选择上慎选地理，顺应自然，讲究依山傍水，与优美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使会馆得山川日月之气象，形成与环境的协调和谐关系，增添了会馆的和谐俊俏之美。

同时，山陕会馆对优越自然环境的选择又与会馆本土化的心理暗示有所联系。会馆虽然是客商在异地建立的活动场所，但会馆一经建成，便永久性地耸立在异地他乡。因此，会馆在环境选择上注意与当地自然风貌相协调，为当地留下山陕商人的历史足迹。

对此，云南会泽《关西会馆碑记》有所记载，其《碑记》曰：“秦人之来，归者亦众，大秦人风气淳古，与东邑（会泽清代时为东川府）颇为相宜，游宦者或任满而不悉即回，经商者或客久而不欲邃归，以故聚关西会馆碑记者日繁。

诗曰：爰居爰处，又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笰使鸡犬桑麻皆有新丰之遗义。”这反映了山陕商人的历史眼光和深思熟虑。因此，明清山陕会馆在环境的选择上竭尽名山大川、大江大河、水陆码头、交通要道，以吸纳山川气象，顺应自然地形，利用自然之利，追求自然情趣，使会馆与山川呼应，与河流同辉，彰显会馆的自然之美。

创造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审美情趣

明清时期的山陕会馆不仅是山陕商人集会、办公之地，也是山陕商人联谊、休闲、养生、观瞻之地。因此，会馆很注意因地制宜，美化环境，利用当地自然资源，营造绿色氛围，使会馆以其“良辰美景”而成为当地著名文化景点，形成“声名远播，阳春白雪与潺潺流水相唱和也，舞袖翩翩之口与瑞彩虹相掩，与口璀璨口口口瑰丽制之雅，而足以壮西北之气，口而为一镇之大观也”的建筑意境。

山陕会馆美化环境，对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国的程度。

首先，对水资源的利用。襄阳山陕会馆《樊镇西庙初建三官殿碑记》曾对水资源有极为独到的见解，其《碑记》曰：“三官为何？曰天官、地官、水官。夫天一生水，地尔成之，是天地有以生水。而水能生万物，天地水齐能生人，必赖设施，变燮理而后生生于无穷。”这里“变燮理而后生生于无穷”就是指人对水资源灵活运用所达到的效果。

这种对水资源的灵活运用，在山陕会馆则表现为水池、水井的合理安排和应用。水池常常是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社旗山陕会馆在大拜殿与大座殿之间，砌有左右对称的“铜池”，每逢十五，月泄池中，为赏月之地，池中储水，可接水防火，也有“肥水不落外人田”之意。

河南淅川荆紫关山陕会馆，在大殿后有方形浅水池，左边为“金池”，右边为“银池”，每月塑望，月光照在水池上，波光粼粼，具有汇聚财气的寓意。

对水井的巧妙利用是山陕会馆美化环境的突出特点，不少山陕会馆就是因为水井而名声遐迩。甘肃庄浪红城子镇是西出兰州第一重镇，山陕会馆建于乾隆二十一年，该会馆过厅前檐台阶下，有一口深七、八米的水井，井水甘甜，每逢节日，商人们会聚于此汲水品思，“美不美，家乡水”，喝口家乡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贵州贵阳陕西路有陕西会馆，在会馆门口有建于明洪武时期的水井，是贵阳有名的“三元井”之一的“中元井”，陕西会馆因此而得名。中国传统建筑在环境布局建造方面讲求“借因”和注重环境与人的和谐。这里“因”，就是自然景色和自然规律。

建筑景色构筑要因地制宜、顺势成形，同时注意人与自然的互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国，从而形成“物我一体”的审美情趣。山陕会馆的建造者对此心领神会，他们讲究依山带河，借因顺势，使会馆与当地景色形成“共生”关系，会馆为山川增色，山川因会馆添丽。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在河南社旗镇，"社旗镇地介南、方两县，潘、赵二水环绕如带”，会馆建成后“毅然蔚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诚社镇之大观也”。

而在会馆置景方面，山陕商人注重将自己的美好愿望和审美情趣渲染于会馆形制之中，使会馆昭示着山陕商人的审美意象，体现着山陕商人的追求愿望。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在设计时有意将会馆外形设计成船型，使会馆像在绿色田野中航行的船只。

无独有偶，由于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坐落在风光秀丽的凤凰山下和釜溪河旁，在设计时便有意将会馆设计成一只船型，象征着会馆的船只在釜溪河中乘风破浪，无畏前行，为了阻挡陕西人的锐气，当地人在西秦会馆的对面专门修了“王爷庙”，欲破陕西人的风水，成为当地商业竞争中的一段佳话。

建筑构件的审美特征

山陕会馆宽敞恢宏的空间建制、优美和谐的自然环境，为会馆布置的各种建筑构件提供了空间。而山陕会馆各种建筑构件的布置，既是满足山陕会馆各种实用功能需求的物质建筑组群，又是山陕商人审美旨趣和审美理想的充分表达，体现着山陕商人对会馆建筑要件布局方面哲学、宗教、美学、民俗的等各方面的思考和体会。

华美的照壁与气势恢宏的铁旗杆，照壁的现实作用是起遮蔽、装饰之用。铁旗杆是紧随照壁之后的会馆装饰性构件。山陕会馆铁旗杆是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独特的装饰物件和标志性构件，是山陕会馆区别于其他商帮会馆的重要建筑标志。在明清时期的全国工商会馆建筑要件的构架中，只有山陕会馆门前竖有“万丈铁旗杆”，成为山陕会馆突出的文化标记。

明清时期中国商界流传着这样的谚语“陕西会馆铁旗杆，福建山西少这般”就是对这一会馆建筑布局创新的记录和反映。因而，人们一般也把山陕会馆称为“铁旗杆会馆”。就目前全国尚存的12对会馆铁旗杆而言，除去山西解州关帝庙铁旗杆为山西冶铁工匠铸造外，其余全部都是陕西金火匠人铸造而成。反映了当年陕西商帮的经济实力和陕西冶铁铸造业发展的工艺水平，成为中国传统建筑中珍贵的历史遗产。

清代是陕西古代冶矿铸造发展的鼎盛时期。清廷实行“湖广填陕西”的移民垦殖秦巴山内冶铁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陕西铸铁技术的进步，产生了许多因铸铁锻造而著名的城镇。如富平关山镇，所产刀剑全省著名，当年横行渭北的“关中刀客”，就是使用他们打造的“关山刀子”而闻名天下。这些为清代乾嘉年间陕西商人密集建造铁旗杆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清代陕西冶铁业的突飞猛进，造就了一支技术精湛的金火匠人队伍，如富平县油典村、同州府合阳郭村、同州府蒲城县、华阴县、同州府朝邑县安仁镇、泾阳北关和宝鸡县高里村、陈村镇，都是著名金火匠人集中之地，他们技艺祖孙相传，所铸刀剑闻于四方。

由此而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冶金锻造世家，如同州府华阴县的徐福长家族、富平县油典村的李春全、廷加、廷福家族、朝邑县安仁镇的索武成、索福魁家族、富平的李来福家族，他们在长期铸造实践中掌握了高超的铁旗杆浇铸锻造技术，祖孙叔侄世代相传。

清代乾嘉年间陕西会馆的铁旗杆基本上都出自这些著名冶炼锻造家族之手，尤其是同州府华阴县的冶炼世家徐福长，在百十年的时间内，总计11根会馆铁旗杆的铸造，他们家族就参与制造了5根，可以说国内著名的铁旗杆中大部分出自他们家族之手。

1787年建造的周口铁旗杆就是徐福长率领其侄徐忠孝、徐秉德主持铸造工作；到1909年建造潢川铁旗杆时，能工巧匠队伍除以上三人外，又增加了儿子徐秉建、徐秉文，侄子徐秉魁以及外姓生徒李世贞和白法贞。到1821年建造亳州花戏楼铁旗杆时，更增添了其孙徐永庆，说明徐家的冶炼专门技术已经后继有人。

到1829年建造祈州铁旗杆时，由其子徐秉建和侄子徐秉魁主持了铸造工作。一个金火工匠家族上百年专注于一种铸铁产品的研制与开发，而且是世代罔替，从根本上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使会馆铁旗杆历经数百年沧桑而保持完好。

清代建造的会馆铁旗杆中，保持年限最长的距今有240年，最短的也有165年。甚至还出现了会馆倒塌而铁旗杆巍然屹立的奇迹。如河南南阳市唐河县源潭镇陕西会馆、湖北随县厉山镇山陕会馆由于历史的沧桑巨变已经荡然无存，可这两个会馆的铁旗杆至今依然屹立在会馆的原址上，向人们诉说着会馆往昔的辉煌。这不能不说是明清时期陕西工匠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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